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陈述：一是拖垮了日本经济。1937年日本的直接军费占国民收入的17.6%，到了1941年，直接军费已占国民收入的34.9%。日本高额军费严重影响了国民生活与生产，民众收入下降，劳动时间延长。二是造成了日本政界矛盾重重，内阁频繁更迭。抗战14年期间，日本内阁共换了15届。日本侵华头目冈村宁次表示：“在事变中内阁几度更迭，其本身就是向世界暴露了日本的虚弱。”三是对日本的军心、民心影响甚重。日本外相重光葵说过：“自满洲事变以后，已经过十数年的战争，大家都已精疲力竭极盼停战。”这表达了当时日本国民的心态。他还认为：“尽管军部怎样地宣传玉碎战之说，但不能不看到那是国家表面的、假装的现象。”中国抗日战争使日本法西斯陷入军事面临失败、经济疲软衰退、政局动荡不安的困境。随着中国战局的变化，这几个方面终于形成恶性循环，使日本法西斯最终走向灭亡。

　　中国国家档案馆：连接中国云南与缅甸的滇缅公路，是战时重要的国际通道，大量战略物资经由滇缅公路运抵中国抗战后方。日本在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便企图切断这一重要战略通道。1942年1月，日军登陆缅甸，进攻仰光。2月，英国请求中国派遣军队入缅协助作战。3月8日，日军占领仰光，英军败退。3月20日，日军猛攻同古，英军岌岌可危。在日军兵力、装备都占优势并拥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中国克服困难，派出优势部队组成远征军入缅作战，与日军苦战12天，歼敌5000余人，成功掩护同古英军撤退。日军继而北犯仁安羌，围困英军主力。中国远征军驰援作战，成功救出被俘英军7000余人及美国传教士与记者等500余名。中国远征军入缅援英作战，历时半年，转战1500余公里，多次挫败日军，给英军以及时有效的救援。特别是同古保卫战、仁安羌解围战，使日军遭到太平洋战争开战以来未曾遇过的猛烈抵抗，付出了重大代价。中国远征军入缅援英作战是中国加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贡献的标志性战役。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部长曲爱国：总的说，中国是同盟国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基地。中国投入大量人力修建空军基地，投入大批部队保护野战机场，保障盟军空中力量对日本实施战略轰炸和对日军作战。美军在中国的大后方地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等武装力量控制的部分区域建立了众多气象站、水文站和无线电通讯网，并设立了联合情报搜集和整理机构。中国还为盟国提供了大量的钨、锡、桐油等战略物资。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徐勇：一些西方二战史学者刻意贬低中国战场地位，把中国战场看作太平洋战场的附属，但事实表明，尽管日本在太平洋战场集中了海、空精锐军力，但就战争的基本目标、战略地位诸方面考察，中国仍是东方战场的重心，日军主要战略目标在于侵吞中国。日本由“北南并进”的国策方针指引，于1937年发动七七事变。中华民族团结凝聚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全国性抗战，挫败了日军速战速胜企图。1939年德国大规模进攻波兰后，日本军政高层一直摇摆于北进苏联远东地区、南进东南亚及西太平洋的战略选项之间。1940年7月27日，日军大本营联席会议制定《伴随世界形势发展之时局处理要纲》，强调“首先将重点置于结束中国事变方面。”10月16日，东条英机组阁，最终确立“总体战”独裁体制，规定“向南方发展，以分断从背后支持重庆政权使其抗战意志愈加增长的英美势力同重庆政权之联系，这是促进事变解决的极为必要的措施”战略大方向。以上决策环节表明，日本在侵华战争危局中之所以放弃北进而发动太平洋战争，对英美宣战，是为困兽之斗。

　　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罗援：斯大林曾谈到，“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

　　《中国抗日战争史简明读本》编写组：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42年说过一段话：“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坍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日本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割吞埃及，斩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英国首相丘吉尔也说过，如果“中国一崩溃，至少会使（日军）十五个师团，也许有二十个师团腾出手来。其后，大举进犯印度，就确实可能了”。

　　军事科学院原战争理论与战略研究部研究员刘庭华：战后日本战史著作承认，日本“在对美英开战后，日本陆军主要战场在客观上仍然是中国大陆”，“日本陆军的主力仍然被死死钉在中国战场上，寸步难移”。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理论研究中心：1945年3月18日，日本东京《同盟世界周刊》感叹道：“根据我们的见解，真正的抗日势力，始终一贯的是中国共产党。”连当年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也承认：八路军“作战勇敢，内部团结，只是武器装备太差”。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徐勇：活跃在当今日本政坛和学界的战略学家、历史学家伊藤宪一指出，毛泽东《论持久战》“设想之宏伟，之正确”，使人感受到诸葛亮《隆中对》那样的历史睿智。伊藤又举出最杰出的古典兵法《孙子》，并称为“孙毛”兵法。

　　中央党史研究室二部副主任、研究员黄一兵：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屡遭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蹂躏，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断受到侵蚀，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那个时候的中国，毫无国际地位可言，根本没有与西方列强平等对话的资格。这种状况到抗日战争时期发生了根本改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巨大贡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肯定和尊重，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有了很大提高。中国政府充分利用参加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这一历史契机和有利的国际环境，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废除了各国根据对华不平等条约而获得的种种特权，使一个世纪以来世界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开始崩溃。中国政府直接参与了《联合国宪章》的制定，为建立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作出巨大贡献，理所当然地成为联合国的主要创始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使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形成的大国地位得以确立，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显著提高。

　　《中国抗日战争史简明读本》编写组：1943年10月30日，中国与美、英、苏三国共同签署了《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迈出了创建联合国的关键一步。该《宣言》宣布，四国将建立一个普遍性的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组织；在新的国际组织成立之前，四国将彼此磋商，以代表国际社会采取共同行动。1944年8月至10月，中、美、英、苏四国代表举行会议，共同拟定联合国机构的组织草案。1945年4月至6月，中国与美、英、苏三国共同发起召开了旧金山会议，世界上50个国家的代表与会，讨论制定《联合国宪章》。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坚持正义，主持公道，为会议的成功召开发挥了重要作用。会议最后通过了《联合国宪章》，并举行了签字仪式。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中国不仅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而且还是安全理事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徐勇：中国人民抗击的日本军国主义，是法西斯世界大战的主要推手。战后曾任日本防卫大学校长的猪木正道指出：“把大日本帝国定义为军国主义是毋庸置疑的。”在猪木正道看来，日本军国主义的好战性，较纳粹德国更具有典型意义。一部近代日本的对外侵略历史可资佐证。自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至1945年战败投降，日本军国主义对周边国家的侵略，用兵之频繁、规模之巨大，在世界近现代史罕见其匹。对这样的侵略战争史，日本右翼著者却大言不惭，粉饰为“百年战争”。